邓小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②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革命最彻底、最有组织纪律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又是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因此它在革命斗争中提出了正确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政策、方针与口号，并引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假若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或农民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明确的革命方向，也不可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就正确地确定了革命的性质、动力与任务，以后又一次一次地完备起来，这是因为吸取了世界革命特别是苏联革命的经验，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列宁又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历史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假若没有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走向胜利。党是名副其实的接受先进理论指导的，所以才能起着先进战士的作用。
马克思说，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变成了物质的力量。这就是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的时候，党就密切联系了群众，表现了高度的统一集中，就形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不仅从建立那天起就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而且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在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了，这就形成为无比的力量。毛泽东同志说，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假若不与各国实际结合起来就会变成教条主义。毛泽东同志首先是把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变成为中国人民自己的东西，变成为行动的指南。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列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而现在我们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与组织者。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这就是说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革命中发挥先锋队作用，就是因为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变成中国人民自己新鲜活泼的东西。同样可以回答，为什么我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绝大部分时间是正确的，而有的时候是失败并使革命受到了挫折，其道理就在于，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变成新鲜活泼的东西呢，还是变成死的教条。
党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当中大体是正确的，虽然那时党还幼稚肤浅。但到一九二六年发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党和革命。当时毛泽东同志曾经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但陈独秀看不到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不敢领导广大的农民进行革命，却只看到了上层人物与敌人的进攻，而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动摇了，使革命遭受挫折。随后毛泽东同志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即代表了革命的正确方向。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才使中国革命在受到挫折后又走上正确的方向。继后是十年的农民革命战争，或称土地革命战争。在此之间又有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接着又是教条主义统治我党四五年，致使白区的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十分之九。当时毛泽东同志未居于领导地位，正确的方向未能得到坚持，而教条主义以马列主义的词句作外衣，迷惑了许多党员，致使党受到很大损失。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经验证明，不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遭受挫折，就受到重大损失。
这些教训在党的历史上是沉痛的，但我们的党终于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这些错误。毛泽东思想是将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是无往而不胜的。在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全国各地都受到损失，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地方没有受到损失。正是由于事实摆在党的面前，使同志们认识到由于有毛泽东思想才战胜了或“左”或右的机会主义错误，使党又恢复发展壮大起来。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以后的十七年更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来的斗争是艰苦的，牺牲了许多同志，流了许多血。老同志之所以可贵，正是因为他们深知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痛苦，同样也了解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幸福。百分之九十八的党员没有遭受到革命的挫折，但经验证明：必须使我们的同志懂得，党一旦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遭受挫折，吃了很多亏，懂得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不能设想经过三十年而有今天的胜利。
邓小平：《永远记取党的斗争经验和教训）（1951年6月25日），《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年）》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255页
我党从开创之日起，就是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依据马列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因而它在幼年时代就具有高度的纪律性、战斗性以及和中国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它一经出现在政治舞台，就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灾难深重而又勤劳、聪明、勇敢的中国人民，曾不断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英勇斗争，但是找不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惟有我们党向他们指出了这条道路，惟有我们党依照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而规定了一条线。中国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从切身的经验中，认识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是使他们获得解放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共产党就是他们的希望，他们对于我党的信赖，三十年如一日。共产党员奋不顾身、前赴后继的战斗精神，成为群众的榜样，他们成为群众最亲密的战友和同志。从此中国革命出现了空前的规模，它是那样地具有组织性和坚韧性，反动统治的屠杀不足以打散我们的队伍，无数次的挫折不足以损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对于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即使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年代里，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血也流在一起，凝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系。正是这种血肉的联系，赋予中国革命以无限的生命力，从而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紧密地联系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1951年7月1日），《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1-272页
我们的党史证明，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和群众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这不但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其他一切运动中可以得到证明就是在我党领导最集中的革命军队的工作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邓小平：《紧密地联系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1951年7月1日）《邓小平文集（1949--1974年）》上卷人社出版第273页
回顾一下我们党从第七次大会以来所走的道路吧我们党在解放战争中，在土地改革和肃清反革命的斗争中，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在发展工业、农业和其他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斗争中，我们党所得到的巨大胜利，哪一项不是执行群众路线的结果？例如说，为什么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能够战胜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优势的国民党军呢？难道主要地不是由于他们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树立了模范的军民关系，在部队内部建立了能够充分发扬下级官兵积极性的同志式的关系，并且依靠群众，总结每次战争的经验，从战术到战略都不断地得到进步的原故吗？战士替居民挑水，官长替士兵盖被子，在火线上开“诸葛亮会”，保护俘虏的健康和自尊心，不搜俘虏的腰包，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一系列的伟大胜利，正是同这些小事分不开例如说，几千年受地主阶级压迫的几万万农民，为什么能够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样坚决地建设自己的新生活呢？难道不是由于我们党在土地改革期间所派的工作团，真正深入到了贫苦农民中间，找出他们的积极分子，唤起他们的觉悟，动员农民自己起来，推翻地主的统治，分配地主的土地，使他们真正懂得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而不是简单地由政府下命令把地主的土地转移给他们的结果吗？他们这样迅速地和自愿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难道不是我们党从群众本身的经验出发，大量地帮助农民从组织季节性的互助组起，进而组织常年互助组，进而组织初级合作社，又进而组织高级合作社，使农民从实践中确信了合作化的优越性的结果吗？例如说，我们国家的肃反运动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而又能够少犯错误，难道不是我们采取了专门机关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针的结果吗？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在几万万只眼睛的透视之下，才使得大量的反革命分子没有藏身之所，而不得不低头认罪、接受改造和重新做人吗？
例如说，在全国解放以后，不到两三年的时间，我们就改变了旧社会那种极端腐败的社会风气，树立了具有优良道德品质的新的社会风气，难道没有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和群众之间的相互教育、相互劝导和相互帮助，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吗？试问，我们在大规模的消灭鸦片烟毒的运动中的胜利，在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的胜利，以及在生产建设和其他各种工作中的胜利，哪一件不是因为这个运动或者这件工作的本身，确实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并且变成了广大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的结果呢？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221页
我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是我们的党规党法。应该说，除了像前面所说的犯错误的时期以外，多少年来我们是努力这样做的。
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2月6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要使一个党逐步成为成熟的党，同群众有联系的党，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是在一九四五年。我们从一九二一年建党，经过了二十四年，才成为一个成熟的党。当然，这是从全党来说。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这也用了十三年半的时间。
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还不断有斗争。在抗日战争初期，还有第二次王明路线，王明由“左”倾机会主义变为右倾机会主义。全党干部包括一些主要干部，对党的历史、两条路线的斗争，怎样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正确的党、联系群众的党，用什么样的思想作风来武装党等问题的认识，都还不很清楚。
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中央到达陕北，那时还不是在延安，而是在延安以北的一个地方。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毛泽东同志看到，红军只剩下三万人，而在这三万人中，负责干部无非是两三千人，怎样研究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党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时候，毛泽东同志的主要精力就放在怎样统一党的思想方面。接着就爆发抗日战争。
毛泽东同志一方面领导抗战，使党实行正确的抗战路线；另一方面总结党的经验教训，写出了包括哲学、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的文章。在这个基础上，又搞了整风运动。整风可以说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就开始了，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特别是经过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全党范围的整风，彻底地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最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犯过错误的人，也承认过去犯了错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讲了路线的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但是王明一直坚持错误，他现在仍住在莫斯科，还写文章骂我们。
我们整个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是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九二八年开的，到一九四五年才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隔了十七年。这次代表大会是正面讲问题，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大会结束不久，日本就投降了。这时，全党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这样大的一个党，面临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就有办法了。
所谓全党成熟，首先是在思想上，我们党有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了这个思想。在政治上，从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虽然有过错误的路线，但是毛泽东同志总是用正确的路线去克服错误的路线，因此，从那以后党的方针和政策都是正确的。体现了正确路线的方针和政策，变成了群众的行动，得到了群众的拥护，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党员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军队也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人，解放区人口达一亿多。如果不是党的路线正确，方针政策正确，这是不可能的。在组织上，形成了一个健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树立了一个正确的党风。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同志把党风概括为三条：第一，这个党必须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党；第二，这个党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第三，这个党必须是建立在自我批评基础上的党。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就不会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也不会用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来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不犯错误的党，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领导是没有的，问题在于及时总结经验，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工作。这样，就可以不使小错误发展为大错误，发展为路线性的错误；就可以使党员和干部从正确经验中受到教育，也可以把错误变成肥料，将坏事变成好事。
在党的组织方面，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原则。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相结合，把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精神发挥了。一个党不集中不行，如果没有中央的和各级党委的集中领导，这个党就没有战斗力。这种集中，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础，集中也是假的。全党提倡民主、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能真正把全党的意志集中起来，真正做到万众一心。毛泽东同志提倡军队也要搞民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实行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连里开会，战士可以批评连长，这种民主妨碍不妨碍连长统一指挥呢？不妨碍。连长发现错误就改，这样就能更好地指挥，部队的战斗力更强。这不仅是在个连里，就是在我们一个大的作战区，有了错误，指挥员也要受批评。比如哪一个战役没有打好，军长、团长就对这个作战区的指挥员提出批评意见嘛！有什么办法呢？搞得不好，只好承认错误。这样，对下一仗怎么打，就有办法了。有了党内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问题就不是在下面乱讲，而是摆到桌面上来。毛泽东同志还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人应当允许人家革命。例如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还有王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选他还要考虑，就是要给他革命的机会。总之，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耐心地帮，叫做一看二帮。所谓“看”，无非是看他能改不能改。不管他能改不能改，总是要帮够，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一套建党思想，在我们看来，对列宁的建党原则有很大的发展。好的党风要继承下来要由接班人传下来。我们特别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使它在群众中扎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
以上讲了那么多，介绍了我们党的历史。总之，党要能团结全党干部和党员，在必要的斗争中去团结。有了党的团结，才能有力量去团结广大群众。如果有了这样的党，哪怕党员少，也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一个人数少但有战斗力的党比一个人数多而缺乏战斗力的党要强得多。党有战斗力，就可以发展起来。
邓小平：《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年6月、12月）《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348页
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页
